一切都缘于家天下时代皇权不受制约的制度性设计。

在我眼里，中国历史上只有四个皇帝可以写入“明君”榜单：汉文帝刘恒、唐太宗李世民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宋仁宗赵祯。其中又以李世民最具代表性，无论广开言路还是文治武功，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皇帝。

许多人也会把秦皇嬴政、汉武帝刘彻、康熙帝玄烨，乃至隋文帝杨坚、宋太祖赵匡胤等写进这个榜单，但我更愿意将他们的名字写在“有作为皇帝”的名册上。

“明君”和“有作为的皇帝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——虽然二者内涵多有重叠。明君即开明、贤明的君主，侧重于为政之道，执政理念多基于仁德；有作为的皇帝即能干的皇帝，内能安抚民生，外能开疆拓土，重在事功的维度。简言之：明君是“好皇帝”，有作为的皇帝是“能干的皇帝”，二者内涵可能重叠但不必然等同；明君未必有惊天动地的事功，有作为的皇帝未必也是明君。

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皇嬴政为例，虽然一统六合，功盖天下，却以“暴君”形象流传于后世，虽也有开明之举终难改暴君形象；而以性格柔弱、缺乏决断为形象特征的宋仁宗赵祯，因性情宽厚、体恤民生、虚怀纳谏、政治清明，而稳居明君之列。

再比如汉武帝刘彻，在位期间乾纲独断、好大喜功，虽经略四方、臣服天下，毕竟常年征战致国库亏空、民生凋敝，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怎么好。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被他施以宫刑，就这么一个皇帝，无论如何难说他是明君。

本文主旨不在于给明君下一个准确的定义，而在于探讨为何有作为的明君最后大多以昏君形象收场？给我留下这一印象的，恰恰是明君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，最直接证据，就是他对魏征生前身后截然不同的态度。

执政前期，李世民对魏征犯颜直谏甘之若饴，甚至主动鼓励大臣进谏；到了后期，对魏征依旧犯颜进谏渐生不满，以至于因怀疑魏征将记录其过失的谏辞抄送给史官，在魏征死后命人怒砸其墓碑——好在事后不久又修复了。

唐玄宗则是明君转昏君的第二个典型，而且比李世民转弯力度更大。

执政前期，李隆基励精图治，重用贤能，一举将大唐王朝推向巅峰高度（如“开元盛世”）；但是开元后期逐渐沉湎后宫（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）、重用奸邪（如李林甫、杨国忠），结果导致“安史之乱”的爆发，唐王朝由此一蹶不振。

好在明君也有特例。比如常被认为“守成有余，开拓不足”的宋仁宗，及至晚年依旧保持了仁治底色未变，始终尊重台谏制度，允许大臣直言进谏，即便有大臣与之意见不合，也未打压报复。只是对张贵妃的宠爱有点过度，被大臣诟病为“溺于女色”。

宋仁宗之所以能保持底色不变，除秉性仁厚之外，还因北宋台谏制度成熟且运行有效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外部制衡，即便帝王想懈怠，也会受官僚体系的约束。

你知道吗：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“文人+文官”时代，恰恰就在仁宗执政时期，比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三苏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曾巩、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……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，光芒四射。这不是偶然的。

其实，明君与昏君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防火墙，昏君变明君的不多，明君变昏君的不少，这是为何？

原来，自身危机意识与外部权力制衡的共同作用，再加上合法性焦虑倒逼的自我约束，共同成就了明君前期的清明。以李世民为例，靠“玄武门之变”登上大位，背负“杀兄逼父”的道德恶名，自然努力于洗白自己，于是虚心纳谏、轻徭薄赋，就成了这一意愿之下的必然选择，结果当然是好的，“贞观之治”的时代来了；李隆基大体也是如此，其践祚之路也是通过政变实现的，逆取当须顺守，于是“开元盛世”来了。

遗憾的是，二人执政后期明君成色均明显下降，尤其李隆基，几乎亲手葬送了自己缔造的功业。

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，长期执政带来皇权稳固之后，合法性焦虑不复存在，早年的谦卑与包容渐渐被唯我独尊取而代之。比如，李世民后期就认为自己“功过三皇五帝”，自然不再需要贤臣谏言这个背景板了。

偏偏封建君主制天生缺乏对皇权的制衡，随着功臣老去及谏诤集团的瓦解，皇权逐渐失去了外部约束因素，人性中自大的一面就会膨胀。

还有，随着年岁渐长人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，所有人概莫能外。比如进取心会减弱，守成心会滋长，尤其那些年轻时代叱咤风云的大人物。明君虽有自律胜过常人一面，毕竟更有常人一面，没有人天生喜欢逆耳忠言，偷懒（于帝王而言就是懒政、怠政）之心人人皆有。而且太平景象看多了，谦逊心态就会被自负、奢靡心取代，于是，“该享受享受了”会不由自主地充满心智，即使英明如李世民者，也逃不出这个魔咒。

总之，家天下与皇权世袭，决定了制度设计必定以维护皇权为核心，天然缺乏制衡机制，这才是明君变昏君的终极根源。换言之，只要皇权不受制衡，明君之“明”就只能靠道德自觉而非制度约束，而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。